第五节 不改初心
第五节
不改初心
接下来，罗汉荣顺利地找到了中央组织部，一位男同志接见了他，但不让他见帅孟奇，要他回湖南。
罗汉荣很灰心，很无奈，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下榻的小旅馆。他想解放了，和平了，人民当家做主了，要见自己的老上级、好大姐，为什么比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见到她还要难呢？
他通宵未眠，想琢磨出一个能见到帅孟奇的办法。
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模仿青文胜，在大门口击鼓高喊，引起帅孟奇的注意。但他立即否定了。
他的第二个想法是一头撞倒在门柱上，付出一点血的代价，引起人们的围观。他还没想周全，又立即否定了。
他的第三个想法是用一块大白布，上书“求见帅孟奇，诉苦把冤申”，举着跪在大门台阶上。
他立即抽了自己一耳光，你把这里看作了什么地方，这又不是旧社会的衙门。你这样做不是给帅大姐脸上抹黑吗？不是给共产党丢丑吗？北京这地方不是龙寿县乡下，有着很多的外国人，有着很多的外国记者，你这样做被外国人拍到了，向全世界张扬出去，那只有躲在台湾孤岛上的蒋介石才高兴，那只有美帝国主义才高兴。亏你还是地下共产党员，竟然萌生这么下作的想法，岂不是要损毁共产党的形象吗？岂不是要丢中国人的脸吗？
他又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，又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第三个想法。
他实在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了。他钻进被子里，宽慰自己说：要死卵朝天，这世界上的冤魂冤鬼也不只我一个。别人过得下去，我也过得下去。硪卵石总会有翻身的日子。
第二天他游览了故宫，就购买了回程的火车票。
4月20日，他回到龙寿县城。
罗汉荣北京之行没有见到帅孟奇，本来已经彻底失望了。
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5月12日县里就成立了落实龙寿县地下党组织性质的专案办公室。
这显然是帅孟奇发了话。
罗汉荣满心惊喜的同时，不禁深感自责。因为他虽然坚守了地下党员的尊严，决不向朝地下党泼污水的势力低头，但他也曾暗暗责怪那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，如今已经在高位上的战友，没有挺身而出为他作证。此时他更加明白，做人最难得的就是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。他罗汉荣虽然背负着假地下党员的罪名，受尽苦难。但他也要理解身在高位的人不肯站出来作证的难处。这比当年流血牺牲还要困难。谁不害怕已经得到的因此而失去。这事给谁谁都会有这种务实的想法。自保是人的本能。这不能怪谁。何况这些老领导不是不作证，而是选择最恰当的时机作证。过去他尊重领导他做地下工作的老领导，如今他更加尊重这些老领导。没有他们的流血奋斗，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。
罗汉荣放下包袱，顿觉轻松自如。他告诫自己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绝对服从党，绝对维护党的权威。不搞片面性，宗派性，盲目官僚性，避免局限性。
然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正当中共龙寿县委按照帅孟奇同志的指示，对罗汉荣、雷耀湘等人的地下党员身份紧锣密鼓地进行落实时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开始了。专案办公室解散，龙寿县地下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落实，反而批判罗汉荣、雷耀湘是假地下党员，把他们当敌人看待。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承认。
群众运动中，罗汉荣的上级主管单位县手业管理局成立了群众组织叫做“东风赤卫军”。局领导发给他一个红袖子，要他担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。他不肯，他考虑的是中共龙寿县委没有就他的地下党员份做出结论，不适宜担任群众组织的负责人。但不等于放弃原则，放弃责任，相反更应该坚守初心，主持正义，维护公道。有些青年不搞生产，他就跟他们做工作，要他们加劲搞生产。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：
“不搞生产的革命就不是真革命。”
有一次工厂的一些女工要烧木炭烘火。厂里负责人不同意，因为木炭是用于车扣子的。女工们就罢工。罗汉荣就做她们的思想工作，积极复工。
还有个染织工厂，是解放初期罗汉荣一手创建的。厂里两个群众组织，观点不一，互不买账，矛盾冲突到了顶点，最后准备武力解决。罗汉荣想劝阻，又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没做结论，担心惹火上身。但他想到自己最初参加地下党的目的，便积极出面做双方的劝导工作，平息了即将发生的一场武力冲突。
有人逼他搜集龙寿县委书记严东华冒充烈士后代的材料，他不仅没有依从，还坚定地说：
“严东华百分之百是詹乐贫的亲骨肉，但他从不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，而是处处以烈士后代的标准严格在求自己，为党为人民埋头工作。我想不明白他哪一点有错？”
有关方面在龙寿县人民大会堂召开群众大会，呼喊地富反坏滚出去。罗汉荣是接到正式通知才来参加这个会的，但有人则逼他滚出去。他毫不畏惧，与之斗争道：
“我是地下党员，我不是地富反坏。我要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。”
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去了一趟北京，回到龙寿县，大造声势：帅孟奇写了证明材料，揭发罗汉荣、雷耀湘是假共产党员、是叛徒，并将证明材料公之于众。随之，几个自称中央组织部的人，专程来龙寿县调查帅孟奇的情况，说她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是假的。
罗汉荣对这些跳得很高的人引起了高度警觉。他清楚地记得帅孟奇在1938年回龙寿时，穿一件灰布衣，脸上刮瘦的，要她买一块钱的天麻治头昏，她都舍不得。1939年，到李子芬家举办学习班时，她喊戴武孝的娘是伯妈。她教育罗汉荣和敌人作斗争。她无儿无女，一身革命，怎么会是叛徒呢！
他们拍桌打椅，逼迫罗汉荣写揭发帅孟奇假党员、真叛徒的材料。罗汉荣把脸扭到一边，不听。有的人要罗汉荣写大字报批判帅孟奇，他不写，对他残酷打击，他誓死不写。
这伙人便在县城十字街拉出“斗倒斗臭罗汉荣”的大横幅。他暗暗好笑。他劳改了，判刑了，还没有臭吗？
一次到县体育场召开批斗“大叛徒罗汉荣”的群众大会。会上呼喊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他发自内心地举手呼喊，可是，这伙人则把他的手打下来，不许他呼喊。群众看到这种情况，觉得这伙人居心不良，差点和这伙人打起来。这伙人押着罗汉荣游街，游了半条街，群众把他抢出来，保护起来了。
县手工业管理局把罗汉荣与二十一种人关在一起，说他到中央组织部找了叛徒帅孟奇、安子文，他也是叛徒。逼他认错检讨。
罗汉荣说：
“我作为个体也许有缺点，有错误，但我的组织是好的，我的领导是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。他们不仅没有错，而且有功，有大功。”
罗汉荣的态度使这伙别有用心的人大为恼火，就组织几十人到他家里翻箱倒柜，企图抄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。
罗汉荣为了设计扇子的图样，存有一本《刘海砍樵》，还存有水稻日记、英汉大辞典，都他们被抄走了。
扇子厂停工，停水停电，别人不朝厂里看一眼，罗汉荣则每天都从位于大南门的自己家里，提了一桶水，到厂里来扎扇子。这伙人看不顺眼，对他百般威胁，阻止他上班。有一天他行走在通向厂里的大街上，突然从街道两旁朝他伸出几条枪；他怒视一眼，接着往前走，没走出没多远，从小巷里又伸出几条枪来，毙着他的脑袋，对他搜身，连胯里都搜了，搜走了他新设计的扇子图案，对他发出警告：
“如果再看到你去扇子厂上班，就给你胯里一枪，灭掉你的命根子。”
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纸扎手艺人的身份。他无法让自己的手脚闲下来。厂门被彻底封死。他就在家里偷偷研究纸扇制作新工艺。他要做一种既会飞，又能舞的纸扇，出口世界各国，为春柳湖换回更多的建设资金。他寻找机会，躲过这伙人的监视，再次去春柳湖大队纸扇厂，把纸扇工艺推向一个新高度。
不改初心
接下来，罗汉荣顺利地找到了中央组织部，一位男同志接见了他，但不让他见帅孟奇，要他回湖南。
罗汉荣很灰心，很无奈，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下榻的小旅馆。他想解放了，和平了，人民当家做主了，要见自己的老上级、好大姐，为什么比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见到她还要难呢？
他通宵未眠，想琢磨出一个能见到帅孟奇的办法。
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模仿青文胜，在大门口击鼓高喊，引起帅孟奇的注意。但他立即否定了。
他的第二个想法是一头撞倒在门柱上，付出一点血的代价，引起人们的围观。他还没想周全，又立即否定了。
他的第三个想法是用一块大白布，上书“求见帅孟奇，诉苦把冤申”，举着跪在大门台阶上。
他立即抽了自己一耳光，你把这里看作了什么地方，这又不是旧社会的衙门。你这样做不是给帅大姐脸上抹黑吗？不是给共产党丢丑吗？北京这地方不是龙寿县乡下，有着很多的外国人，有着很多的外国记者，你这样做被外国人拍到了，向全世界张扬出去，那只有躲在台湾孤岛上的蒋介石才高兴，那只有美帝国主义才高兴。亏你还是地下共产党员，竟然萌生这么下作的想法，岂不是要损毁共产党的形象吗？岂不是要丢中国人的脸吗？
他又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，又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第三个想法。
他实在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了。他钻进被子里，宽慰自己说：要死卵朝天，这世界上的冤魂冤鬼也不只我一个。别人过得下去，我也过得下去。硪卵石总会有翻身的日子。
第二天他游览了故宫，就购买了回程的火车票。
4月20日，他回到龙寿县城。
罗汉荣北京之行没有见到帅孟奇，本来已经彻底失望了。
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5月12日县里就成立了落实龙寿县地下党组织性质的专案办公室。
这显然是帅孟奇发了话。
罗汉荣满心惊喜的同时，不禁深感自责。因为他虽然坚守了地下党员的尊严，决不向朝地下党泼污水的势力低头，但他也曾暗暗责怪那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，如今已经在高位上的战友，没有挺身而出为他作证。此时他更加明白，做人最难得的就是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。他罗汉荣虽然背负着假地下党员的罪名，受尽苦难。但他也要理解身在高位的人不肯站出来作证的难处。这比当年流血牺牲还要困难。谁不害怕已经得到的因此而失去。这事给谁谁都会有这种务实的想法。自保是人的本能。这不能怪谁。何况这些老领导不是不作证，而是选择最恰当的时机作证。过去他尊重领导他做地下工作的老领导，如今他更加尊重这些老领导。没有他们的流血奋斗，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。
罗汉荣放下包袱，顿觉轻松自如。他告诫自己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绝对服从党，绝对维护党的权威。不搞片面性，宗派性，盲目官僚性，避免局限性。
然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正当中共龙寿县委按照帅孟奇同志的指示，对罗汉荣、雷耀湘等人的地下党员身份紧锣密鼓地进行落实时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开始了。专案办公室解散，龙寿县地下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落实，反而批判罗汉荣、雷耀湘是假地下党员，把他们当敌人看待。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承认。
群众运动中，罗汉荣的上级主管单位县手业管理局成立了群众组织叫做“东风赤卫军”。局领导发给他一个红袖子，要他担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。他不肯，他考虑的是中共龙寿县委没有就他的地下党员份做出结论，不适宜担任群众组织的负责人。但不等于放弃原则，放弃责任，相反更应该坚守初心，主持正义，维护公道。有些青年不搞生产，他就跟他们做工作，要他们加劲搞生产。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：
“不搞生产的革命就不是真革命。”
有一次工厂的一些女工要烧木炭烘火。厂里负责人不同意，因为木炭是用于车扣子的。女工们就罢工。罗汉荣就做她们的思想工作，积极复工。
还有个染织工厂，是解放初期罗汉荣一手创建的。厂里两个群众组织，观点不一，互不买账，矛盾冲突到了顶点，最后准备武力解决。罗汉荣想劝阻，又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没做结论，担心惹火上身。但他想到自己最初参加地下党的目的，便积极出面做双方的劝导工作，平息了即将发生的一场武力冲突。
有人逼他搜集龙寿县委书记严东华冒充烈士后代的材料，他不仅没有依从，还坚定地说：
“严东华百分之百是詹乐贫的亲骨肉，但他从不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，而是处处以烈士后代的标准严格在求自己，为党为人民埋头工作。我想不明白他哪一点有错？”
有关方面在龙寿县人民大会堂召开群众大会，呼喊地富反坏滚出去。罗汉荣是接到正式通知才来参加这个会的，但有人则逼他滚出去。他毫不畏惧，与之斗争道：
“我是地下党员，我不是地富反坏。我要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。”
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去了一趟北京，回到龙寿县，大造声势：帅孟奇写了证明材料，揭发罗汉荣、雷耀湘是假共产党员、是叛徒，并将证明材料公之于众。随之，几个自称中央组织部的人，专程来龙寿县调查帅孟奇的情况，说她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是假的。
罗汉荣对这些跳得很高的人引起了高度警觉。他清楚地记得帅孟奇在1938年回龙寿时，穿一件灰布衣，脸上刮瘦的，要她买一块钱的天麻治头昏，她都舍不得。1939年，到李子芬家举办学习班时，她喊戴武孝的娘是伯妈。她教育罗汉荣和敌人作斗争。她无儿无女，一身革命，怎么会是叛徒呢！
他们拍桌打椅，逼迫罗汉荣写揭发帅孟奇假党员、真叛徒的材料。罗汉荣把脸扭到一边，不听。有的人要罗汉荣写大字报批判帅孟奇，他不写，对他残酷打击，他誓死不写。
这伙人便在县城十字街拉出“斗倒斗臭罗汉荣”的大横幅。他暗暗好笑。他劳改了，判刑了，还没有臭吗？
一次到县体育场召开批斗“大叛徒罗汉荣”的群众大会。会上呼喊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他发自内心地举手呼喊，可是，这伙人则把他的手打下来，不许他呼喊。群众看到这种情况，觉得这伙人居心不良，差点和这伙人打起来。这伙人押着罗汉荣游街，游了半条街，群众把他抢出来，保护起来了。
县手工业管理局把罗汉荣与二十一种人关在一起，说他到中央组织部找了叛徒帅孟奇、安子文，他也是叛徒。逼他认错检讨。
罗汉荣说：
“我作为个体也许有缺点，有错误，但我的组织是好的，我的领导是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。他们不仅没有错，而且有功，有大功。”
罗汉荣的态度使这伙别有用心的人大为恼火，就组织几十人到他家里翻箱倒柜，企图抄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。
罗汉荣为了设计扇子的图样，存有一本《刘海砍樵》，还存有水稻日记、英汉大辞典，都他们被抄走了。
扇子厂停工，停水停电，别人不朝厂里看一眼，罗汉荣则每天都从位于大南门的自己家里，提了一桶水，到厂里来扎扇子。这伙人看不顺眼，对他百般威胁，阻止他上班。有一天他行走在通向厂里的大街上，突然从街道两旁朝他伸出几条枪；他怒视一眼，接着往前走，没走出没多远，从小巷里又伸出几条枪来，毙着他的脑袋，对他搜身，连胯里都搜了，搜走了他新设计的扇子图案，对他发出警告：
“如果再看到你去扇子厂上班，就给你胯里一枪，灭掉你的命根子。”
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纸扎手艺人的身份。他无法让自己的手脚闲下来。厂门被彻底封死。他就在家里偷偷研究纸扇制作新工艺。他要做一种既会飞，又能舞的纸扇，出口世界各国，为春柳湖换回更多的建设资金。他寻找机会，躲过这伙人的监视，再次去春柳湖大队纸扇厂，把纸扇工艺推向一个新高度。